云南普洱五名下岗职工持续7年举报贪腐，反被陷害入狱！

衣锦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
近年来，因为事业发达后回老家修建别墅豪宅的老板们可谓是前赴后继，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一大怪象。
但发达后回乡私建庙宇，供自家烧香拜佛这种事儿，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龚新强创下全国的先河，而且他这占用200亩用来地私建庙宇和别墅、会馆的项目还是违法的。
目前，龚新强涉嫌违法占用林地私建寺庙、别墅等问题，当地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各职能部门联合查处。
上千职工的十年举报路
龚新强的发达，源于15年前的一起国有企业改制案。
2002年6月，云南日报的一篇报道，让明星企业、盈利大户——思茅汽车运输总公司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根据相关报道，思茅汽车运输总公司净资产6.3亿，加上无形资产（道路客运经营权）的市价为10亿。
当时正是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已落马）主政云南，大量国有资产被贱卖的年月，根据当时的改制政策，严重亏损、负债、资不抵债的企业都将列入改制的名单。
2003年，发生了一件相当耐人寻味的事，这个市值10亿的明星企业本来并没有被列入国企改制的名单，但当地根据一份所谓的内部37号文件，名义上以1.6亿的价格改制，实际上几乎没花什么钱就改制成了龚新强几个股东的私营企业，改制后的企业更名为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早在1996年，该企业就改制过一次，所有职工都交了1000元以上的股金，形成了人人持股的企业。2004年，改制为龚新强等人私人企业后，公司将所有职工的股权全部强行收归，只退还当初入股时的本金，八年的增值部分被公司强行非法侵占。不仅如此，在改制前夕，公司还不给任何补偿就强行开除了760名老工人，为改制时节省了大量的安置补偿金。
这个结果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公司职工们普遍认为，这是公司几个领导密谋勾结部分官员，有计划地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于是，被分流下岗职工和被除名职工一千多人便以改制不透明、国有资产流失数亿和职工安置不合理等原因开始了漫长的举报之路。然而经过数年的举报，无果。
与此同时，龚新强的财富却如滚雪球一般不断膨胀，成为了当地家户喻晓的巨富。
数年来，举报职工们多次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和公司领导进行对话，遭拒。
2009年12月6日，上百名举报职工相约来到公司行政办公大楼静坐，希望以这种形式逼迫公司领导出来对话。此次静坐时间长50个小时，举报职工们最后在得到普洱市信访局书面答复3日后安排和公司领导对话的承诺后才极不情愿地离开。
12月15日早上，在政府组织的协调对话会上，李美荣、刘刚等五名举报代表来到公司与领导进行协调对话，刘刚在会上质问企业改制为什么不按中央96号文件执行？公司一副总周华明居然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按省委书记白恩培（已落马）的指示改的，不需要什么文件。随后，李美荣又被公司董事长龚新强的侄子无端从会议室拉出来殴打受伤。
李美荣的受伤更加引发了举报职工们的不满情绪，随后，120余名职工打出“打黑除恶，惩治腐败”的横幅，上街抗议公司的不法行为。
正是这两件看似不大的事件，为李美荣等五名职工举报代表埋下了祸根，最终将他们送进了监狱。
五名举报代表含冤入狱
数年来，职工们还挖出了34宗被公司隐藏侵占的资产的证据不断举报，直到2009年9月8日，时任市委书记的沈培平（2013年落马）才不得已将公司部分资产进行拍卖处理，其中普洱金凤大酒店进行拍卖当天，很多老工人要进拍卖会场看个究竟，被拒绝入场，老工人唐强贵，任泽贵还被保安殴打住院，这个走过场的拍卖会最终拍卖了1854万，接着相关部门又追回被公司非法占有的4542万元和部分其他资金，共为地方财政追回被公司非法占有的资金7800万元。
赃款是追回了一部分，但并没有追究公司任何人的刑事责任。
职工们不服，认为被追回的资金不足流失的国有资产资金十分之一，且没有任何责任人被追究法律责任，难道退赃就能免罪了吗？于是在2010年1月1日，38名举报职工再次从普洱到北京进行举报。
1月7日晚12点30分，正在北京某旅社休息的38名上访职工被臭名昭著的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的50多名保安强行带走，在强行收缴了所有的通讯工具和上访材料后被丢进小黑屋非法关押了42小时。
1月8日晚上20时，38名举报职工被揪上车拉到北京西站移交给了普洱市来京押解他们的138名公安带回普洱。
1月11日，被押解回普洱的李美荣等5名举报代表被思茅区公安局实施逮捕，10名举报“活跃份子”被实施行政拘留，23名举报职工被强行要求在“不再上访举报的告诫书”上签字后得以释放。
8月3日，在经过了近七个月的羁押后，经区市两级法院的审理，李美荣、杨乡云等五名举报代表分别以非法拘禁罪、游行罪被判处一年到两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杨乡云被判刑入狱后，还被思茅区委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至此，这起职工举报了七年之久的国有资产流失事件，最终以五名举报代表入狱、10名举报职工被刑事拘留的结果拉下了帷幕。同时，70多岁的老工人贺昌林也因参与举报而被劳教二年。
有知情人士后来透露，五名举报代表被关入看守所期间，时任普洱市市委书记沈培平（2013年落马）曾在常委会指示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并指示：抓错也要抓，判错也要判，硬判都要判。
入狱是被“下套”
几乎所有知情人士和举报职工们都认定，李美荣等人获刑入狱是被公司设计“下套”了，而这一猜测事后在部分内部公安人员的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首先，这个非法拘禁罪的形成就可笑得离谱。
第一，当天上百名举报职工来到公司办公大楼静坐，要求和领导对话，现场有几十名公安和四十多名公司保安，他们怎么可能形成非法拘禁罪？
第二，举报职工在办公大楼静坐期间，办公楼大门大开着，上班员工正常上下班，晚六点钟后下班时，楼上还有33名员工赖着不愿下班回家，举报代表刘刚曾用高音喇叭喊话员工，让他们赶紧下班回家，说他们只想和公司领导对话。经过刘刚喊话后，有15名员工下班回家了，但有18名员工依然赖着不肯下班回家。这时，李美荣、崔汝云又上楼逐一喊他们下楼回家，员工们反而把办公室反锁不出来。这种行为，会是非法拘禁吗？如果真有非法拘禁的行为，当时在楼内的每个员工都有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报警呢？
第三、据公司一员工事后透露，公司董事长龚新强当天曾打电话给某副总经理，让他带着员工在办公楼坚持一天就可以构成非法拘禁罪了，留在公司办公楼的员工，每人每天补助1000元钱。
再来说说这个非法游行罪。
当时的情形是举报代表李美荣在与公司领导对话的过程中被殴打受伤，然后大家愤而打出“打黑除恶，惩治腐败”的横幅上街抗议公司的不法行为。整个抗议过程中有几十名公安全程跟踪摄像，但警察只给抗议职工发放“法律宣传书”并没有强制要求大家解散，也没有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怎么就形成非法游行罪了？
按理说，无论是非法拘禁罪还是游行罪，都是属于现行犯罪，现场都有数十人的公安人员，如果真的犯罪了，当时为什么不抓人，非要等到去北京上访后再来秋后算账？
证人被逼供换供 律师遭性命威胁
更让人愤慨的事情接踵而来！
在案件开庭审理的时候，五名举报代表直接被检察院出示的证人证言和询问笔录震惊了，因为这些证言和笔录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一派胡言。
让他们既愤慨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平时如兄弟情谊的举报职工何以会做出这种颠倒黑白的证言和供词，同时他们还发现自己的供词除了签字页外，其他内容也完全被掉换了。
出狱后，他们找到了哪些当初在法庭上提供伪证的举报职工质问，才明白他们当初同样遭遇了逼供和骗供这种违法的手段。其中李美荣的遭遇是最为残酷的一个。
为了坐实李美荣的罪行，杨国贤、许世鸿、吴文富、李家祥、刘洪兵等十多名老工人先后被抓到各派出所关押，强迫他们在指控李美荣的伪证上签字，事先编好的伪证还不让他们看，并威胁说如果不签字就要抓他们去判刑或劳教。
甚至连李美荣的儿子都不能避免，他同样被抓去派出所强迫提供伪证，警察还诱骗他说被抓来的工人都是这样签了字的，签了字你爸他们春节就可以回来了。李美荣的儿子回答说没有的事儿叫我怎么签字？一个警察说不签字可以，我们可以把你送去劳教二年，你信不信？
在赤裸裸的威胁和诱骗下，一页页针对李美荣的证据链就这样形成了。
当初被检查院出示证人证言的其他人任泽贵、张治高、庞道存等人事后在得知内情后，纷纷写出了证明材料，证明检察院出示他们的相关证言完全是歪曲事实的无稽之谈，他们都被警察叫去威逼作出不利于五举报代表的假证伪证，但都被他们坚决拒绝了，最终出现在法院的证言是如何形成的，他们表示一概不知情。
任泽贵：“我被抓去看守所关押了10天，公安前后5次对我进行审问，在审问的过程中威胁我说你们的太阳落了，如果不老实交代就拉你去判刑，要求我出伪证指证5名举报代表涉罪的证言证词，我说5名举报代表是按信访局的要求群众选举产生的，其他的我什么都没说，提审我的供述未经本人看过确认就叫签字，所以才会出现庭审中我的虚假证人证言，对他们提交的虚假证据我一无所知。
张治高：我因到北京举报被公安抓来关押后被提审过二次，审问8个多小时，威胁我说如果不老实交代就要判我坐牢，强迫我作伪证迫害5名举报代表，我作为一个参加工作40多年的老工人，好人坏人腐败份子我是分得清楚的，被判坐牢的5名举报代表都是掌握有公司老板和官员犯罪证据的人，我的审问笔录都是警察编造的伪证，不给我看就叫我签字。
庞道存：关于李美荣、刘刚、张正华、杨乡云、何纪伟非法拘禁罪、游行罪一案，法庭庭审中所出示我的证言证词，本人一概不知，纯属虚构，本人也是参与举报的一员，特此证明。
李家强：我因举报公司老板龚新强侵吞、私分国有资产违法犯罪一事，从2008年到2010年两年间，先后被以扰乱单位秩序为由传唤过5次，要求我不准参与举报龚新强。为了给被关押的5名工人代表定罪，公安局先后把我抓去4次，要我提供伪证，在他们威胁恫吓下，他们把我实事求是反映的情况换成他么事先写好的伪证强迫我签字。我作为一名有党性的老工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举报贪官污吏的老百姓会成为罪犯。
何纪伟：我的律师赵子亮在看守所来看我的时候对我说，他是因为脱不开朋友的委托才不得已接手我的案子，在他接到案子后就受到司法局以律师证年检不让其通过相威胁。赵律师还说自他从业以来接手了几百个案子，我的案子是最让他为难的。
张正华：我的律师刘兵在我出狱后告诉我，他刚接我案子的时候接到很多人的电话威胁，叫不准接我的案子，要不然就有性命之忧。
马敏慧，这个在全国闻名的“孟连事件”中一战成名的知名律师，在接受李美荣的委托成为其辩护律师后，他所供职的律师事务所大门夜晚被人泼血，还被帖上了“杀猪、杀狗、杀马”、“在这样下去，把你清除律师队伍”这样的威胁标语。
张正华在进看守所两个月后，警察来找他说只要出去不再举报了，写个悔过书就可以把他放出去，被张正华拒绝了。当他还有40天就刑满的时候，又有司法机关的人来找他，说只要他出去后不再举报就可以提前放他出去，在经济上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但张正华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所以再一次拒绝了。
何纪伟在举报过程中，数个官员告诫他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老婆孩子考虑，甚至有官员向他承诺：“只要不你不去举报了，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政府可以给你的老婆安排个好工作，可以把你的女儿安排做公务员或好点的工作单位”。
为了不让李美荣举报公司的问题，他受到的利诱更多，在他拒绝后，其受到的打击报复也最为严厉。为了安抚李美荣让他把举报材料交出来不再举报，公司不但开出了让他不用上班在公司挂个领导的名领高薪的诱惑，同时许诺给他还在公司上班的儿子升职，安排儿媳高薪清闲工作等条件，政府有关部门拉来很多高级营养品送去他家里示好，但这些，都被他拒绝了。在服刑期间，政法部门的相关领导专门跑去监狱找他，许诺只要他出狱后不再举报了，不但可以提前释放，在经济上有什么要求和条件都可以满足。刑满释放后，公安、信访部门的人专门他给他接风。正是因为李美荣铁下心要为职工们讨过说法，导致对他的打击报复也逐渐升级，本应减刑半年的政策也被取消，硬是坐完了所有的刑期。
2015年，李美荣等五人向云南省高院提起申诉，2016年7月8日，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这个结果省高院称只是口头告知判决结果，拒绝书面发放判决书，在当事人数次到省高院逼迫后才于2018年3月8日补发了一份判决书。个种缘由，令人深思。
当权力可以肆意践踏法律的时候，公平公正就是一句空话。
纵观这起因国有企业改制而引发职工持续举报了15年的事件，举报职工上京举报了七次，被判刑5人，劳教1人，传唤8人，25人被行政拘留，17人被报复打残打伤。这一过程中，有太多的官员走上前台为商人站台，并且动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对举报职工进行威逼打压报复。此种现象，不得不让人深思。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冤案能否得以昭雪，对司法机关来说，同样是一道严峻的考验。